读汪曾祺的散文《跑警报》

　　汪曾祺是一位典型的学院派作家，而且是经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创作课“教”出来的作家。汪曾祺1920年出生于江苏高邮一个地主家庭，父亲是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，多才多艺，金石书画皆通。汪曾祺小时候常看父亲作画，对他日后的创作和审美产生了重要影响。1939年，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、越南去昆明，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。在这所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学府里，师从沈从文，学习了《各体文习作》《中国小说史》《创作实习》三门课，对文学创作有了浓厚兴趣。沈从文很赏识他的写作才华，曾给他的课堂习作以120分的出格成绩。在学习期间，汪曾祺创办了校内刊物《文聚》，开始文学创作生涯。解放前，他的创作并无太大影响，只在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第一个作品集《邂逅集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该集中，他较早地运用了意识流手法，比如《复仇》中复仇人的心理活动，由蜜到花，到和尚，到白发，到母亲，到小货郎的鼓等等，通篇都是意识的流动，技艺娴熟，毫无生搬硬套之嫌。这篇小说创作于1944年，当时没有地方发表，只得由沈从文推荐在郑振铎主办的《文艺复兴》刊载。
　　解放后，汪曾祺先后在北京市文联下属的《北京文艺》和中国文联下属的《民间文学》杂志工作，与时任北京市文联主席的老舍有较多交往。1958年被划为右派，下放到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。1962年底，调回北京京剧团任编剧。正是在此期间，他的命运有了重大转变。1963年，根据江青的指示，北京京剧团成立了创作班子，对沪剧《芦荡火种》进行改编，汪曾祺是四个创作成员之一。在进行彩排时，江青认为词写得不错，问起词作者，才知道是汪曾祺。词中有一句“人一走，茶就凉”，广为流传，据说周恩来在一次布置工作时还引用了这一句。1964年夏天，北京举行规模宏大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，《芦荡火种》演出成功，受到高度评价。毛泽东主席亲自观看了演出，并建议改名为《沙家浜》。由于改编京剧成功，汪曾祺的右派帽子被提前摘掉。但也由于给江青改编京剧，“文革”结束后，他又二次受到审查，真是祸福相倚，起伏不定。这十几年，他完全陷入政治历史之手的摆弄之中。
　　汪曾祺真正以小说确立其在当代文坛上的位置，是20世纪80年代初。1980年，他的小说《受戒》在《北京文学》10月号发表，立即以其独特的风格引起了文坛震动。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仍然浓厚的历史条件下，力主发表这篇小说的主编李清泉表现了相当的勇气。《受戒》标志着这位老一辈作家的复出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“重操旧业”。此后，汪曾祺老树频发新芽，迎来了创作的第二个春天。他连续发表了《异秉》《大淖记事》《岁寒三友》等代表性小说，及相当数量的散文和评论。《受戒》和《大淖记事》连获1980年度和1981年度“北京文学奖”，《大淖记事》另获1981年度“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”。这些小说大都以高邮的旧时生活为背景，用抒情的笔调，以回忆童年为视角，着意挖掘平民生活中的人情美，民间审美立场洋溢其间。在新时期的小说中，汪曾祺以他独特的语言和人物世界，奠定了在文学界的地位。
　　汪曾祺作品集的插页中，经常出现一幅老眼上看、白眉皱纹大脑袋的照片，给人慈眉善目之感，迥异于鲁迅冷对千夫的横眉。再看他的作品，更觉像一位老邻居，整天在纸烟的雾中讲述着普通人的故事。其实这只是一面，他还有很个性的一面。据汪曾祺的领导———原北京京剧团副团长萧甲回忆，汪“才气逼人”，“据说解放初时是比较傲的”。他曾经自己说，“在江青面前，他是惟一可以翘着二郎腿、抽烟的人”。他的这种个性也鲜明地体现在文学观念上。比如，他认为小说的语言就是内容。1987年在耶鲁和哈佛的演讲中，说“写小说就是写语言”，他取笑那种“小说不错，就是语言差一点”的说法，认为这就像说“曲子不错，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；画画得不错，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”。他坚持认为“短”是现代小说的特征，从来不写长篇，最长的小说一万七千字，最短的如《虐猫》，仅六百字。他对中国作家的评价很独特，只信服三个人：鲁迅、沈从文、孙犁。外国作家，他不欣赏巴尔扎克、托尔斯泰等，而“终生膜拜”一个叫阿索林的作家，为此还写过一篇《阿索林是古怪的》，这篇文章本身也很古怪，六百来字，没有作深入分析，只认为阿索林对塞万提斯的看法独特。这让人觉得这是他喜欢阿索林的惟一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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